综合农协试点，在杨团看来，“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、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”，它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，牵涉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，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机制都会产生冲突，但杨团觉得，非如此，不能实现中国三农的现代化，为了这个目标，这个“红二代”已经探索了10年

　　本刊记者/刘炎迅

　　2013年10月的后几天，64岁的杨团简直忙得不可开交。刚从大巴山考察回来，就参加《综合农协：中国“三农”改革突破口》的新书发布会，之后又赶到山西永济，参与农协成员的培训。

　　一件草绿色的毛衣，枣红色的西装外套，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，以及充满激情、抑扬顿挫的演讲，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，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，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—农民、农村。

　　“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、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，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，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%至40%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。”

　　为了这个目标，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，已经探索了近10年。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，就是综合农协，这“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、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”，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，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，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。但她认为，非如此，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、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。

　　在很多人看来，作为一名“红二代”，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，她却乐此不疲。“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。”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。

　　“世上好的人就是农民”

　　杨团的父亲是杨述，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。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。

　　1949年杨团出生时，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，因此为女儿取名“杨团”，意为“团的孩子”，期望她能“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”。

　　文革时期，杨述被打倒，杨团受牵连，处处受到歧视，在食堂吃饭，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；去延安串联，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“非红卫兵”。

　　然而，杨团说，她一路遇到的农民，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，采取任何歧视行动，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。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，“世上好的人就是农民”。

　　1969年，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。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，并且十分用心。比如喂猪，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，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，就自己去打猪草，做发酵青饲料。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，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；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，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，“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，请给予指导”。

　　2009年，她故地重游，又遇到那位技术员，对方居然还记得她，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，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。

　　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。她通过招工回了城，又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从教、出国、入仕……直到1980年代末，她因故被暂停工作，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，朋友们邀她去参加，“顺便散散心”。

　　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，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，和农民们闲聊，突然感到非常安心。她发现，“我失意的时候，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。”

　　然而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，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。直到2002年，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，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，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。

　　杨团吃惊了—过了将近40年，那里居然没怎么变：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，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，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。

　　这些疑问，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。

　　失败的洛川实验

　　杨团的乡村实验的起点，始于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。

　　洛川县有20万人口，农民有16万人，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，2002年时，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200元，大概仅相当于大城市一个月的薪水。

　　当时，恰好国家在那里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。但杨团发现，国家的新农合，一般只覆盖大病，而对于洛川这样的贫困地区，农民的很大负担是日常小病。她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的医疗合作体系：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，将原本交给的每人每年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，改缴给新成立的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，用作全镇的社区卫生统筹基金，覆盖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。缴费农民在社区所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，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。当地农民称国家试点为“大统筹”，社科院试点为“小统筹”，认为大小结合是优选择。

　　但这项新体制对旧有的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，2003年底，陕西省有关部门认为，洛川“小统筹”不恪守大病为主，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，有损农民长远利益，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试点。

　　但杨团不死心：农民的支出没有增加，得到的服务好了，为什么不能继续？她几次回洛川，总有些村民拉着她闲聊，有的开心地说自家因为有了“小统筹”，就医买药省了不少；一些年纪大的干脆称呼她是“观音菩萨”。杨团感到了“责任和承诺”，“我总不能半路撂挑子吧。”

　　2004年，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，“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”二次启动了，杨团还找到香港乐施会，募集资金维持着“小统筹”的运转。

　　为了避免与国家的新农合冲突，2005年，农医合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，每个农民在按照要求交纳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钱外，专门向农医合另缴10元进入基金。号召发起初，全镇农户中的52.33%都缴了费，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.70%(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.12%)，缴费总额达54260元。这意味着，“小统筹”实验获得了常驻人口中绝大部分的支持。

　　然而，支持却没能延续。到2007年，农民的缴费率降到了11%。杨团四处走访，发现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下滑，农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信任、不满意。为了挽回败局，杨团和课题组同事想了个办法，在随后3个月，采取多种措施对试点镇卫生院严格考核，可是，仍未奏效。

　　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。杨团说，旧县镇卫生院当时有26名在职人员，国家发工资的13人，上班的却只有8人，有处方权的只有3人。卫生院不能解聘国家人员，也无法将他们派往社区卫生站，只能为农医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招聘。但两个体系在经营目标、人事制度、成本考量、管理运作、考核指标上完全不同，都由乡镇卫生院管理，“长此以往，为了机构的利益，卫生院长势必会更关注卫生院，而不顾农民的利益。”杨团说。

　　杨团想到的解决办法，是或改革原有的镇卫生院，或自办公益性的农医合卫生服务中心。考虑到改革原构的复杂性和困难性，小统筹选择了后者。但是，由于资金、人员、运转资金等条件的限制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在短期内提升了“小统筹”的自愿参与人数，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务质量下滑，杨团一度只能以研究经费中的劳务费独木支撑，却终究没有挽回败局。

　　没多久，乡镇卫生院院长换届，新院长没有与农医合合作的意愿，“小统筹”试点宣告结束。